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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中西知识体系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追求

2020年06月12日 09:05  点击:[]


作者:杨锐 沈裕挺《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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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校景。樊甲山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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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校景。樊甲山摄/光明图片

  在不同文明交往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愈发需要全球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以增进每一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善于向他人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任何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全球化的塑造者和产品之一的高等教育,是传承和创造文化的重要领地,大学在培养具有全球意识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后辈人才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全球联通使得人类历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能够承载多元价值传统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中西知识体系之间的摆渡人。他们能够将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有机糅合,在不同文明之间自如地耕读与行走,从而将民族复兴落到实处,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到的贡献。

1、第二轴心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之间人类社会发展出了主要的文明传统及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中华文明出现了孔子,印度文明出现了释迦牟尼,古希腊文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直至今日,这些伟大的思想和传统仍然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过,在轴心时代及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化传统只有很少相互交流和认识彼此的机会。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世界逐渐开始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人类社会才第一次进入不同文明之间需要相互沟通了解的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家针对新的世界格局提出了“第二轴心时代”的概念。例如,杜维明在1999年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的演讲,并在此后多次对这个概念作出解释。他指出“新轴心时代”的“全球化”展现了与“现代化”的“趋同”特征有所不同的面向,是一个复杂化、差异化的过程;对此,我们要看到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多元文明,看到主要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看到全球化之下的地区化。汤一介先生在1999年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会议上也提到了“新轴心时代”,并在之后的著作中强调“我们必须既要反对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又要反对文化上的部落主义”,在新轴心时代建立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世界新格局。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并反对西方文明主导下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文明常常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外倾性的特点,数世纪的强势地位导致包括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内的西方人普遍自视甚高,对其他文化缺乏足够的宽容和尊重。这种文化心理连同西方知识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于当代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诸多领域中都有深刻体现。在文化霸权的裹挟之下,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可能是平等的。例如,中华文明就曾经在接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丢失了不少宝贵的传统。如今我们不应只是从表面上看到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侵入,更要深刻体认到西方文化早已渗透在我们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简单地排拒西方知识,不但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会形成误导。全球化时代不是一个个部落的集合,而应是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之后的融合。

  进一步而言,新轴心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促使我们重视和省思传统,因为一切创新都是以传统为出发点,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同时,我们也要提高将西学化为可以吸收的营养成分的能力。自鸦片战争始,我们刻苦学习西方以自强,风雨兼程,今天,西方知识已经成为我国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发展,我们应当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优长与弊端的基础上,继续秉持开放的态度,避免自说自话、闭门造车,以免因对他人的无知造成失误和不足。

  在这样的中西关系中,高等教育在新轴心时代的独特作用非常值得重视。从世界角度而言,作为全球化的塑造者和产品,高等教育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关联紧密。从民族层面来看,高等教育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涉及我们如何培养具有全球意识以及应对能力的后辈人才。就个体发展而言,高等教育要求我们的年轻人快速成长为能够自由往来于中西知识体系之间的摆渡者。

2、中西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差异和融通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在认识论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从而发展出了差别很大的知识体系。中国文化往往强调知识的实用性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主张知识是从人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西方文化则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对知识本身的追求,认为知识是客观的、外在于人的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差异,中西方知识体系在内容偏重、学术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与富国强民的目标下,我国一度几乎全盘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架构来重新归置自己的知识体系,传统知识在此过程中被严重边缘化,西方知识大量涌入,并成为创造新知识的基础。清末以降,我国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的依据都是现代西方大学制度,留给传统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都有其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也多源自西方,因此,教学中缺乏传统和本土知识。在社会科学教科书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家的名字远多于国人,得到系统介绍的学术思想多为西方理论,对传统思想的阐释通常也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在研究方面,由于国际科研的主流仍以主要西方国家为代表,我国高等院校一直力图对标西方赶超。可以说,同其他非西方社会一样,西方知识体系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中已经广泛地存在,人才培养从内容到形式大量借鉴现代西方学术模式。

  然而,如果我们的知识体系只是简单临摹西方的,建基于西方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出的学人,不论是学生,还是学者,都很难同时掌握中西两种知识体系的差异进而将其融通,即使有人做此尝试,由于受到已有知识和训练的限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傅斯年在1919年已经指出,“如果你要研究中国文学,却不了解外国文学,或者如果你要记录中国文学的历史,却从未读过任何外国文学史,你永远不会掌握真相”。今日的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在研究我国的任何一个对象时,西方是我们无法避开的参照对象,我们必须熟悉西方的研究传统、相关理论与实践。相比之下,西方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却不是如此,一个在欧美大学研究西方文学的人不是必须了解中国文学或者任何西方之外的文学。

  所以,融通中西知识体系是我国学人必须面对的。事实上,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已经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征,这首先是历史造成的,尽管它曾经带给我们巨大的伤痛;但一旦完成融合,新的知识体系将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坚强支撑。随着西方文明中诸如过度理性化、缺乏节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问题在当下这个时代越来越凸显,非西方文明传统逐渐受到重视并被用以反省西方文明,从而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在当代仍极具价值,我们可以按现实需要从自己的传统中汲取养分。对高等教育而言,中西方知识体系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文化传统的差异。因此,即使理顺中西两种文明的传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必须要直面差异并设法协调、糅合,从而掌握善于处理两种传统的方法和能力。

3、只有了解我们守护什么,才能知道如何应对变革

  由上可知,全球化时代的中西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必须警惕中西文明二元对立模式,将融合中西知识体系视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追求。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更需要运用更自主和更多元的思维范式去思考自身和续写世界历史。在此情形之下,我国高等教育当下的要务之一就是培养能在中西知识体系之间自如穿梭的摆渡者。

  全球化时代是动荡不安的,人们总是在关注“变”,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守”。殊不知,只有当我们了解需要守护什么的时候,才能知道如何应对变革。只有知道哪些是不能或不应变的,哪些是需要守护和坚持的,才能知道该怎么变,才有资格和底气来谈变。现在我们经常以西方为参照讨论自身该如何“变”以跟上潮流,但是很少有人能指出什么是不变的,或是需要部分改变却应该保留主体的,或是需要改变内容而应保持精神的,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何对于传统加以现代转化等。高等教育要培养出的摆渡者就是这样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相应知识体系有深入了解的人,能够在不同文明之间自如地耕读与行走,从而思考在这个西方文明表现强势的世界里中华文明如何重新立足,个人如何安身立命。

  自从西学东渐开始以来,不少国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独特时代,其成就值得今人重视。例如,王国维自小广泛学习传统经典,青年时期大量涉猎西方人文知识,对西方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乃至教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并把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问相结合,中年时又专攻甲骨学、简牍学等学问,对中国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个可以在中西知识体系中自由往来的顶级摆渡者。然而,他在“摆渡”时常常感到极度痛苦,曾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因为他骨子里作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中异己的元素是非常敏感的,喜爱一部分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至今还是很难化解。在个体层面上,我们仍然在中西知识体系的碰撞中,纠结于如何让自己心有所安。在理论层面上,我们还没有彻底厘清如何去协调两种体系,并将之体现于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之中。就教学和科研的实践而言,我们也缺乏系统而有效的方法。

  然而,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直面中西知识体系融会贯通时的种种问题和张力。我国大学的国际化总体上依然面临许多挑战,教学、科研和管理尚未达到在把握中西知识体系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运行,容易造成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又丢失自己优良传统的弊病。因此,在理论层面,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处理好如何将我国传统转化为现代可使用、可发挥的资源,这样才能使国人从容地与国际展开对话。在院校层面,各类专业的情况有所不同,应该在国家统一的精神和原则之下,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和需求来实现中西知识体系的融通。例如,理工类的学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协调中西方的知识体系,将自己的成果妥当地展现在国际舞台,并获得相应的认可;对于人文社科类学者来讲,做到这些是非常艰难的,不少学人无法和西方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并彼此认可,那么人文社科类学者更要有融通中西知识体系的意识,并在具体实践中采取和理工科学者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个体层面,高等教育工作者不仅自己应成为中西知识体系之间的摆渡人,还有责任教会我们的年青一代如何尽善尽快地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不能期望每位学子都能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从东海西海中获取资源,但在专业领域内自由游走于中西知识体系之间已然是时代对个人的要求。

  总而言之,鉴于第二轴心时代的所有非西方传统均需对西方做出策略性反应,我国丰富的历史智慧和生动的当代实践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如何用好这一资源是我们应该加紧用力之处,它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要求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具备会通中西的能力,既能全面而精准地把握我们自己的传统,又能真正进入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我们的学者和学生要关注国际科学研究,参与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同时,对于立足我国国情开展的研究,也应站在面向世界的角度,做好中国观点、中国理论的阐释。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若我们还想骄傲自己的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出自己的贡献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也如成中英先生所言,我们应“发挥中国思想的融合力量以转化西方并与之建立互补”,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达到美美与共。

  (作者:杨锐,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沈裕挺,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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